怀念王太庆先生王先生走了，走得这么突然，给活着的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我的遗憾只有埋在心底，在这里多说不过是虚伪的谦辞。我也不想为王先生留给世人的遗憾责备谁。自私地说，我犯不上为一个死人去得罪活着的人。公道自在人心这话有了多少年的历史我不清楚，我近来日益觉得它是苍白的。因为这种公道往往只在人们的心里，却总是不能直白地说出来。人之初，性本善。人人心中都是有公道的，但是由于个人的利害和人际关系，不敢说出来。至于糊涂油蒙了心，那公道已然变味。这变化气质的工夫只有靠自己某曰“忽然一记顶门开”了。
1979年我读二年级时开始修西方哲学史。第一个来讲课的是王先生。每次两节课他要用近一半的时间讲历史背景。我当时甚为不满，常常在下面骂王先生。十几年后向他道歉，但是已经无法弥补当年的缺憾了。也许是因为他刚刚回到哲学系，才让他担任了这门重头课。这样功底深厚的教员担任基础课本是理所当然，却因了他的命途多舛，使七七级一些不算愚笨的同学能够幸得其牙无慧。我不知道二十一世纪北大哲学系的本科学生能否还有这样的幸运。
1982年春天，我回来随研究生听工具书课。讲课人是北京图书馆的一位女先生。讲的是中西文工具书，王先生站在黑板前写板书。不必描画坐听者的惊诧了，因为那些书本是做文史的必备的知识。学生的惊诧只能说明我们本科教育的缺陷。但是，我在日后交往中得知王先生不仅是粗通目录学而已。他对与他的工作相关的中西史料有着深入的了解。1984年，他又给研究生开设了西方哲学史史料学，更反映出他在中西学术方面的深厚造诣。记得他专门讲了一段，叫“中国翻译史”。从中国的文体讲起，主要讲佛经的翻译，也讲到传教士进来以后的翻译。他给大家讲唯识学的衰落和玄奘译法给后辈译事的教训，说明他为了自己的翻译对历史材料做过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的反省。这种反省必须具备中国语文史的修养。先生是有这种修养的。他研究过乾嘉学者的著作，把中国语音史和西方古代语音的变化做比较。1993年，他发表了《我们怎样认识西方的“是”》一文。文章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征入手详细讨论了用中国文字转译西方哲学范畴遇到的困难。他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多年。无论是他提出的办法还是他为此处理的语文材料都是值得研究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学的学者认真思考的。我没有资格评价他的讨论。然而，如果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们不认真思考王先生提出的问题，那么我们还会在似是而非的幻境当中继续走下去。
王先生曾经是个右派。当了右派以后作品不能署自己的名字，于是改署“王复”。张岱年先生也有此遭遇，改署“宇同”。我从没有问过王先生怎么成了右派，倒是曾经建议他写些回忆。他说还是忘了吧。我很不同意他的说法，因为我知道他从来没有被改造过来。同窗陈修斋先生被迫害致死以后，王先生写了一篇悼念的文章，也拿给我看。内容记不清了。在那个“月光流水照缁衣”的日子里，他只在文章中谈到他和陈先生都是追慕古人“爱智”的人。智慧是一种痛苦么？他没有说。我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故事，如汤用彤先生如何出席批判胡适的会议，会上侯外庐的学生如何将任继愈从椅子上揪起来再摔在椅子上，以此向汤先生示意。汤先生回来不久便中了风瘫。但是，他从来没有讲过自己的遭遇。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一起去听一个外国学者讲如何读柏拉图对话。我告诉他消息，他说一定要去。因为清华大学恰好要请他讲同样的题目，他说可以去趸点儿货。讲演者曾经做过国际柏拉图学会的主席，很高兴能在中国遇到知音，并请王先生介绍几位研究柏拉图的中国学者。王先生讲到有四位，大约是苗力田、汪子嵩、赵敦华和他本人。座中嘘唏。他去世的当天下午，清华大学方面又来电话说学生还有些问题，想再次向他当面请教。岂知王先生已杳如黄鹤矣！
昨天做鬼，和柏拉图对话；今日成仙，于理想国安身。以此悼念王太庆先生。
